​​”敦煌壁画与遗书中的童趣密码：从骑竹马到《开蒙要训》，揭秘千年儿童游戏智慧与教化哲学。”​​

在敦煌莫高窟第79窟的壁画上，十几位唐代童子正以各种姿态跃然壁上——有的曳带而舞，有的伏地礼佛，更有顶盘倒立者，其灵动神采穿越千年依然鲜活。这些绘制于盛唐时期的童子形象，连同藏经洞出土的《开蒙要训》等儿童课本，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生动的”中国古代儿童生活史”。当现代人在国际儿童节翻阅这些图像与文献时，会惊讶地发现：古今儿童在游戏本能与求知欲上竟如此相似，而敦煌艺术恰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华文明传承中游戏与教化的永恒辩证。

游戏图谱：从竹马到叠罗汉的童趣宇宙

敦煌壁画中的儿童游戏场景，堪称中国古代最完整的”童戏图谱”。据统计，莫高窟183个洞窟中留存着从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儿童图像，形成跨越千年的视觉档案。其中最为普遍的当属”骑竹马”，藏经洞文献《九相观诗一本》中”竹马游闾巷，纸鹤戏云中”的记载，与壁画中孩童胯下竹竿、扬鞭驰骋的形象互为印证。这种简易游戏在当代陕西农村仍有遗存，印证着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。

更具技术含量的当属百戏类游戏。莫高窟第61窟的”歌舞儿童”图中，童子们表演的顶杆、倒立、叠罗汉等杂技，与汉代画像砖上的百戏一脉相承。敦煌研究院杨秀清研究员指出，这些技艺并非纯粹娱乐，而是古代”六艺”中”乐”的组成部分，兼具审美教育与体能训练功能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”步打球”场景——一种类似现代曲棍球的团体游戏，展现了唐代儿童已具备规则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。

自然之子：就地取材的玩具哲学

敦煌童戏图像的独特魅力，在于其展现的”自然玩具”智慧。壁画中的儿童或采野花、或捉蝴蝶、或玩沙土，所用道具皆取自周边环境。榆林窟中”骑牛童子”的形象，与当代非洲部落儿童的游戏方式惊人相似，印证了人类童年共通的自然情结。这种”天人合一”的游戏观，在敦煌文献中亦有体现——P.3833号写卷记载的”斗花草”游戏，要求儿童辨识不同植物的特性，实则是早期的自然教育。

对比现代塑料玩具泛滥的现象，敦煌壁画揭示的玩具哲学颇具启示。壁画中童子手中的布偶、纸鹤等，皆由家庭废料改制而成，体现了”物尽其用”的生态智慧。更耐人寻味的是游戏场景的空间设置——多在闾巷、树下、河畔等开放场所进行，这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游戏方式，对解决当代儿童”自然缺失症”具有参考价值。

学堂春秋：敦煌教育的平民化实践
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儿童课本，展现了中古时期系统化的教育图景。《开蒙要训》作为综合性启蒙教材，其内容编排暗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：先识字后明理，由具体到抽象。如”天、地、人”三字的教学，配合日月星辰的插图，既传授文字又构建宇宙观。这种”寓教于识”的方法，比欧洲夸美纽斯的《世界图解》早问世近千年。

莫高窟第468窟的”学堂”壁画，则直观呈现了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生态。画面中老师持卷讲授，学童或捧书诵读、或执笔书写，其场景与今日教室并无二致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姿态的多样性——有跪坐、盘腿、倚案等不同形式，反映当时教育对个体差异的包容。敦煌文献显示，当地官学（州学、县学）与私塾并存，甚至设有专门的医学教育，这种多元教育体系使敦煌在11世纪前就达到”九流百家，皆学问之”的文化盛况。

童蒙养正：品德教育的艺术表达

敦煌艺术对儿童教化的展现，远不止于知识传授。壁画中大量”礼佛童子”形象，实则是行为养成的视觉教材。第79窟”顶盘童子”在嬉戏中仍保持器物平衡的仪态，暗喻”动静有度”的修养要求；”伏地礼佛”的童子造型，则通过身体语言传递敬畏之心。这种”以艺化人”的方式，比单纯说教更具感染力。

藏经洞出土的《太公家教》等德育课本，采用歌谣体例，将”见老者敬之，见幼者爱之”等规范编成韵文，便于儿童记诵。更巧妙的是《百行章》这类教材，通过”孔融让梨”等故事进行价值引导，与当代”榜样教育”理论不谋而合。敦煌研究院赵晓星研究员评价：”这些教材构建了’孝亲—尊师—爱国’的价值阶梯，至今仍是品德教育的经典范式。”

古今对话：敦煌童趣的现代启示

站在当代视角回望敦煌童趣，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教育智慧历久弥新。壁画中游戏与学习的有机融合，启示我们重新思考”玩与学”的边界——正如第61窟”歌舞儿童”同时承担娱乐与祭祀功能，现代教育是否也应打破”游戏即娱乐”的刻板认知？敦煌课本中”天地人”的认知序列，对纠正当下过早专业化的教育倾向具有镜鉴意义。

更深远的是对儿童本位的尊重。无论是壁画中童子生动的表情，还是课本中”蚕吐丝、蜂酿蜜”等贴近儿童认知的比喻，都体现出发自内心的儿童观照。这种尊重天性的教育哲学，或许正是敦煌文明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精神密码。当现代家长在儿童节为孩子选购智能玩具时，敦煌壁画中的竹马与布偶，仍在无声地诉说着：最好的教育，永远是让童年保持其本真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