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长安的荔枝》主演国籍争议折射文化认同焦虑，艺术无国界但需平衡文化归属，中国影视需在开放包容中建立更成熟的文化自信。

当《长安的荔枝》五位主演中四位都是外籍的消息传出后，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”谁才有资格演绎中国故事”的激烈讨论。窦骁的加拿大籍、芦芳生的日本籍、冯嘉怡的澳大利亚籍以及安沺和蔡鹭的美国籍，这些身份标签突然被放大到聚光灯下，成为评判演员专业能力的首要标准。这场争议表面上是对演员国籍的质疑，实则折射出当代中国在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碰撞中的深层焦虑。

一、艺术与身份的永恒辩题

演艺界的”移民潮”并非新鲜现象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陈冲、邬君梅，到90年代的李连杰、巩俐，再到如今的年轻一代，改变国籍在演艺圈早已成为常态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当年李连杰在《黄飞鸿》系列中塑造的民族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时，很少有人在意他后来的新加坡国籍；巩俐担任金马奖评审团主席时，其新加坡身份也未成为焦点。为何今天观众对演员国籍变得如此敏感？

这种现象背后是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化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，民众对文化自主权的意识日益增强。当看到讲述盛唐故事的《长安的荔枝》中多位主演持外国护照时，部分观众产生了一种”文化代理权被让渡”的不适感。有网友的激烈言论”再过几年黑人都能演李世民了”，正是这种焦虑的极端表达。

二、全球化时代的演艺生态

深入观察这些”外籍”演员的成长轨迹，会发现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往往丰富了表演的维度。芦芳生在日本长达11年的生活经历，使他对东亚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；蔡鹭在纽约大学的求学经历，为他带来了跨文化的表演视角。这些多元文化背景不该成为被攻击的靶子，而应是提升作品质量的资源。

从行业角度看，演员选择移民的原因复杂多样。教育资源的考量、职业发展的便利、生活质量的追求，这些都是个人选择的自由。将演员的国籍选择简单归结为”不爱国”，既不符合事实，也有失公允。正如某位业内人士所言：”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创造的作品，而非护照上的国徽。”

三、政策调控与市场选择的平衡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影视行业对外籍演员并非毫无限制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早有规定：重要历史题材作品的主要角色必须由中国籍演员出演；演员表需明确标注外籍身份；外籍演员不得参评国家级重要奖项。2024年金鹰奖取消刘亦菲等外籍演员入围资格，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的选角实际上严格遵守了这些规定——男主角雷佳音是中国籍，其他外籍演员均未担任绝对主角。制作方在声明中强调：”选角首要考虑的是演员与角色的契合度，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追求艺术效果的最大化。”这种专业态度值得尊重。

四、超越身份的政治正确

在这场争议中，两种声音特别值得关注。一种认为”艺术无国界”，只要演技精湛，不必在意演员国籍；另一种则坚持”文化有归属”，重要历史角色应该由本国演员诠释。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，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。

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曾说：”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。”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应该超越身份政治的桎梏，直抵人性的共通之处。当我们观看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时，不会因为连姆·尼森不是犹太人而否定他的表演；欣赏《末代皇帝》时，也不会因尊龙的美籍身份而质疑他对溥仪的诠释。

五、构建成熟的文化心态

面对演艺圈的国际化现象，我们需要建立更加成熟的文化心态。一方面要维护本国文化表达的自主权，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。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，比如规定历史题材主角的中国籍比例，或设立”最佳外籍演员”等专项鼓励机制。

对观众而言，不妨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作品本身的质量上。正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雷佳音塑造的小人物所展现的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表演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艺术的真诚追求，这与护照颜色无关。

在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，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更多智慧。当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《长安的荔枝》的演员阵容时，或许就能更接近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”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的理想境界。毕竟，盛唐气象的精髓正是海纳百川的包容力，而非画地为牢的排他性。